瑶学研究
 首页 
 瑶学机构 
 学会活动 
 瑶学研究 
 社会政治 
 经贸旅游 
 瑶医瑶药 
 瑶族之乡 
 海外瑶族 
 瑶族图片 
当前位置: 首页>>瑶学研究>>正文
 
考出己见,辨出新意——莫金山教授新著《瑶史考辨》简评
2014-12-30 15:39 胡宗传  审核人:

考出己见,辨出新意

——莫金山教授新著《瑶史考辨》简评

胡宗传

摘要:莫金山教授新著《瑶史考辨》是一部细察精思、考据深入、别开生面的考辨性专著,为瑶学学术研究提供新方法,为瑶族历史文化研究提出新的见解,为瑶学健康发展做出有益探索。

关键词:瑶学,考辨,方法。

作者:胡宗传,男,瑶族,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学生。

 

 

《瑶史考辨》作为“民族·文化·发展”丛书之一,由北京民族出版社于20145月出版,是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莫金山教授最新推出的一部瑶族历史文化研究专著。全书42万字,分为方法论、石牌与石刻、族源与迁徙、信歌与迁徙、学人及其著述、文化与习俗等六大板块,收录作者自1995年以来写的瑶学论文35篇,其中的24篇先后发表于《广西民族研究》、《学术探索》等中文核心期刊,余下9篇首次刊世。这是作者运用清代“乾嘉学派”考据方法写成的论文的合辑,凝结作者十余年的心血,也是瑶族研究史上少有的考辨性研究专著。

追根溯源,瑶学初步形成于1928年,标志性事件是辛树帜教授带领中山大学科学考察队进入广西金秀大瑶山开展田野调查,及颜复礼、商承祖在广西凌云瑶区的调查。经过80多年的发展,瑶学研究至今已取得丰富的学术成果。但是,“不少论著其实是对瑶族社会文化表象的全景式描述”[1],缺乏深入的剖析和细致的考据。鉴于此,历史学出身的莫金山教授感到十分遗憾,并立志填补此方空白,将历史学的批判质疑精神和考据方法移植到瑶学领域中。十余载披星戴月,十余载愤发著述,终于收获春华秋实,《瑶史考辨》的刊世,成为瑶学研究史上少有考辨性著作。书中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却连成体系,自成风格,无一不体现考辨专著的学术魅力和瑶族文化的精深内涵。此书之所以别开生面,我们认为其独特的魅力与有益的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为瑶学学术研究提供新方法。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纷繁的表象中,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需要考据。瑶族历史文化研究也是如此,因此作者在前言中就明确提出“瑶学研究要走向深入,需要有质疑批判的考据精神”,并借助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来整理瑶学材料,才能揭示真伪、去伪存真。例如,文中关于大瑶山团甲制是否是李国治始建的问题,运用大量文献进行比较分析,举出早在李国治进入大瑶山之前,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所立的《上下卜泉两村石牌》就已经有:“置瑶山各地立村团”的记载,证明了团甲制并非李国治始建。文中还根据《清实录·宣统政纪》等文献,指出“右江道总镇李国治镇压金秀大瑶山的三点会”的提法不准确,李国治镇压“三点会”时任梧州协统副将而非右江道总镇,观察细致,考证详实,还历史面目以真实。

作者十分重视历史档案在瑶学研究中的地位,指出瑶族历史档案是瑶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直接记录,提出用档案收集与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瑶族近代历史文化,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这为瑶族近代社会史研究指明了一条前进路径。

治史者讲求方法,史学家毛佩其先生曾提出“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和社会调查”的“三重证据法”,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和口述史料”相结合的瑶族历史文化研究“三重证据法”。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口述史料是进行瑶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依据。“三重证据法”的提出不仅符合瑶族的具体情况,也在瑶族研究实践中具有现实意义。作者借这样的治学方法来研究瑶族石牌制,将石牌产生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55[2],著书《瑶族石牌制》成为研究民族习惯法的重要参考书目,也将瑶族石牌制的文化内涵深刻揭示出来,让这项古老的民族习惯法不致湮没于风尘,而是如星光般闪耀在民族研究的学术殿堂之上。

培养考据精神,重视历史档案和“三重在证据法”,既是莫金山教授在实践中总结的治学之道,也为瑶学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的方法。

二、为瑶学的健康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

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瑶学论著中错漏在所难免,造成的一些学术问题悬而难决。鉴于此,作者在《瑶史考辨》中勇于纠正部分瑶族相关论著中的错误观点,“去伪存真之用,校勘文献之功”成为《瑶史考辨》的一大亮点。例如,书中《石牌头人纠误三则》一文指出,黄云焕在1932年写给广西当局的《赴桂平瑶山工作报告》中记录到的:“每种徭有酋长一人,一切政事均由酋长治理,大权操于酋长一人,人民只知绝对服从,不敢有丝毫反抗”与史实不符。并分析指出,瑶族的石牌制下是“多元石牌头人制”,无“一长制酋长”,石牌头人是自然领袖,有多个,他们都没有生杀夺予的大权。这纠正了前人对瑶族头人权力的人为抬高,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金秀大瑶山的历史。又如《近年来发现的两件瑶族石牌考释》一文,抓住石牌中“清朝癸卯年七月二日”的落款和“罚东毫钱陆拾圆”的条文,指出2000年在门头花蓝瑶寨发现的《罗闰村殁牛岭第一次石牌规条》不是立于清雍正元年(1723),而是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因为“东毫”是清末广东省铸造银币的统称,于光绪十六年(1890)正式开铸,清代光绪十六年(1890)以后的“癸卯年”只有光绪二十九年。考证思路清晰,资料详实,令人信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史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敏感的政治问题。作者发现,几十年来,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存在不少的错误观点,如把民族之间的战争称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等。鉴于此,作者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呼吁治史者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反对积久以来的“华夷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封建落后观念,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呼吁史书于要正确使用词汇,正确引导下一代,将民族团结的种子永远播种下去。

瑶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千百年来为祖国南疆的开发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瑶族历史文化研究者要正视历史,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并以此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才根本有利于瑶学学术的健康发展。

三、对瑶族历史文化研究提出新的见解

“一部有学术个性的著作,必须具有相应的学术含金量,具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和风格[3],对瑶族历史文化研究提出许多宝贵而崭新的见解,是《瑶史考辨》的又一亮点。例如,关于中国民族学田野考察的最早起点在哪里的问题,普遍观点认为,19287月颜复礼、商承祖两人赴广西凌云考察等活动视为“开创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先河”[4],作者经过细致分析和比较,指出19285月辛树帜先生率领中山大学科学考察队到广西金秀大瑶山考察才是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开场,中山大学的瑶山考察比较于颜、商的凌云瑶区考察,具有时间早、范围大、历时长、成果发表早、成果更丰富等特点,这些观点值得人们对考察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再研究。

又如,关于花蓝瑶族源问题,1936年费孝通与王同惠合著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仅一句“花蓝瑶来自贵州”,即无下文。后来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发挥,形成花蓝瑶族源问题的传统说法,认为花蓝瑶先民是从贵州、古州(今榕江),顺流而下,途中经过柳州,在象州县东部进入金秀大瑶山。《瑶史考辨》的作者经过相关实地走访调查、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在历史文献和家乘族谱记载的基础上,反复对比研究,发现宋元时期的“贵州”,不是指今贵州省,而是管辖广西郁江流域的古“贵州”,治所在今广西贵港市。并提出花蓝瑶的祖先是从福建、广东而来,宋元时期溯西江而上到达大藤峡地区和“贵州”居住。明代大藤峡瑶民起义失败后,起义人员及其后裔为避难转入大瑶山居住。该文以充分的资料和详实的考证,求证了花蓝瑶先民千百年来的迁徙路线,求证了花蓝瑶先民是明代大藤峡瑶民起义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求证了花蓝瑶蓝、胡、冯诸姓与山外平南、桂平一带的蓝、胡、冯诸姓具有同宗同源的关系,对花蓝瑶族源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为花蓝瑶族源研究做出有益的探索,为挖掘花蓝瑶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出有益的贡献。

大凡别开生面、独具匠心之作,多是在破中而立的,《瑶史考辨》一书提出的许多学术见解也是如此,先破后立。它纠正了过往相关研究的不足,填补了过往相关研究的遗漏,提出许多宝贵的新观点,让人耳目一新,受益良深。上文所例,不过是管中窥豹,不免挂一漏十,书中焕发的学术魅力和思想精髓,还待其他读者在细读中有更为深入的体会。

 



[1] 莫金山:《瑶史考辨》第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

[2] 莫金山:《瑶族石牌制》,第25~26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

[3] 黄海:《瑶学研究的一本力作——莫金山先生新著〈瑶族石牌制〉评介》 ,《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1

[4] 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第20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关闭窗口
本站为公益性质网站,部分内容转载自网络,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原则。如有内容侵害到您的权益,我们会及时删除。
主办:广西瑶学学会  联系电话:07713260200